【应急演练】和田昆冈机场开展2023年落错跑道事件应急处置单项演练

此种行政法学分论分类方式体现了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的应用，通过探讨不同行政法分论中利益、行政任务、行政类型、责任结构的区别，为更为具体行政领域的法律实践提供导引。

有学者对比例原则在行政判决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注意到比例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已从行政处罚扩张到多种行政行为领域，但在审查强度上一般只进行宽松审查。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基于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努力受阻以及《民法总则》的成功经验，2017年应松年教授提出并倡导制定行政法总则[43]，此后围绕行政法总则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这两种意义的给付行政可能是一致，但有时也可能分离：为了达到给付行政的目的，行政机关并非必然采取给付行政的手段，也可以采取干预行政的手段。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以及相关议题重新引起重视。有学者认为，应改变以危险防卫为主的传统模式，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并明确该原则的适用前提和措施限度，在安全与自由之间达成平衡。除了在行政法领域以外，比例原则在宪法、刑法[53]、民法[54]等其他部门法中的讨论也已经展开。

[46]章志远：《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法学》2018年第9期。此外，政府规制理论作为关注行政法实践上游，对以司法审查为中心的传统行政法构成了巨大冲击，规制模式、方式、对象的变化均亟待行政法学理论的回应。这让我认识到，初学者或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行政法的人主张制定所谓行政法典是可以理解的，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则提示我们：普及行政法宣传教育非常必要甚至具有紧迫性。

行政法的规律性可以从行政法的特点来把握。有位朋友问我：你们行政法修改了没有？他以为存在一部以行政法命名的统一的行政法典。其中，行政法内容的极为广泛性和绝大部分行政法规范具有较为明显的易变性，方针政策性，技术性和合理性的追求，决定了行政法规范表现为多种多样性，其赖以存在的法形式和法文件的数量居各部门法之首，甚至多于各部门法的总和，决定了只能实行多级行政立法体制。第二方面是行政法在性质上的特点，包括行政法的强行性，外观性和形式性，技术性和合理性，方针政策性

法人责任固然复杂，但还没有因此而不考虑主观问题。这里所说的结果责任，是指无论行为人有无故意过失，只要客观上发生了合法权益侵害或者合法权益侵害的危险，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19]参见杨解君：《行政处罚适用的主观过错条件》，载《法学天地》1995年第3期。行政处罚作为行政机关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也必须像刑罚那样慎重对待，应当加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举证和论证负担。依个案的客观情事，谨慎守法的国民应该可以认识、且可以避免实现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客观的违反注意义务，违反一般的注意义务），亦即一般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时，将不致实现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在申报、备案等纯粹行政管理需要事项上这两种处罚存在质的差别，因其仅影响行政管理秩序而仅作出行政处罚的制裁。

[44]这里需要区分注意义务的客观化与结果责任。故近代立法除采客观主义外，仍兼顾主观主义，目的在使罪刑相当，情理得平，新法秉此原则，故复增列过失违警行为得减轻处罚之规定。在1949年前的中国，行政处罚采取结果责任，不问主观故意还是过失，仅仅承认过失减轻处罚。因为故意较过失更具有可非难性，所以对于故意违法者应处以更重的处罚。

（二）故意抑或过失的一般法选择 无责任即无制裁，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多数做法。第29条第4项的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

这种做法固然可能稍稍影响行政效率，却与法治国家的诸多原理相契合。第三，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并非一定包含在行为的违法性之中，因而，如果不想惩罚无辜者，就应当将过错作为构成要件之一。

[36]参见前注[18]，江必新文。在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上，该法与之前的做法保持一致。行政处罚采取结果责任可能还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二，不以过错作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势必导致结果责任，而结果责任不能实现行政处罚教育和预防违法行为发生的目的。五、结论 责任主义应成为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仅在行政处罚的构成上具有意义，而且在行政处罚的轻重上具有意义，它不允许超出行为人的责任上限予以处罚，但在责任范围之内，可以考虑主观状态的差异、违法情节等因素决定处罚的轻重。国家在设定和实施制裁时，应当考虑行为人自身的状况，不能要求人民为不可能之事。

四、主观过错认定的难题与应对 如果行政处罚贯彻了责任主义，行政机关毫无疑问将会受到较大影响，毕竟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认定是存在一定难度的。这样的论证负担适合交由立法者在具体领域设定处罚时去完成，而不宜由行政处罚法以保护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为由一揽子确定。

2005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公布，其第7条第1款规定，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2]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责任能力，对于主观过错问题却并未作一般性规定，主观过错便成为责任主义的重点所在。

这样就可以确立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并将故意设定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一般原则，对于过失行为需要加以处罚的特殊情形，可交由特别法专门规定。与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负举证责任不同，行政机关无需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负举证责任，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就可以认定其具有主观过错。

不过，也不能完全不顾主观条件实施处罚。[47]参见劳东燕：《责任主义与过失犯中的预见可能性》，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然而，奥地利宪法法院认为该国加入《欧洲人权公约》时曾有保留，故其并不违宪。第57条第1款的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

[1]其中，第一个要件中是否包括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主观的违法要素），成为是否采取了责任主义或责任原则的重要标志。[19]这两种观点虽然对于主观过错的定位有所不同，前者是将主观过错作为行为违法的构成要件，后者是将主观过错作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素，但都肯定了主观过错在作出行政处罚时不可或缺的地位，可谓均持责任主义的立场。

如田中二郎认为：对于罚款，并不适用刑法总则。第二，依个案的客观情况，审慎守法的公民将不致实现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客观的违反义务，违反一般性的注意义务）。

如果不作其他规定，就以一般原则为准，适用故意的责任主义。[47]过失的认定可以从谨慎公民的一般水准与个别行为之间进行衡量，未达到一般水准，经行政机关查明，无正当理由者，即为存在过失。

但为维护行政目的之实现，兼顾人民权利之保障，应受行政罚之行为，仅须违反禁止规定或作为义务，而不以发生损害或危险为其要件者，推定为有过失，于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无过失时，即应受处罚。惟行为违法与否，仍当就行为本身衡量，其违法性之轻重，则必深究行为者之心理状态始可定论。[12]该的理由在于：人民因违反法律上义务而应受之行政罚，系属对人民之制裁，原则上行为人应有可归责之原因，故于法律无特别规定时，虽不以出于故意为必要，仍须以过失为其责任条件。在结果责任之下，主观过错只可能是处罚轻重的考虑因素。

然而，该法第18条规定，犯本律各款未成者不论，即未遂者不予处罚。（一）1949年前的立法例 我国自清末以来，便采取违警罚法与刑事法分立的做法。

在过失的具体认定上，要构成行政处罚上的过失行为，应具备三项构成要件：第一，在未认识的情况下实现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公司以自己在主观上没有违法故意作为不构成违法的理由于法无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和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并无类似的但书条款。

从法律责任的表达习惯来看，通常只对故意要件作特别规定，而对过失要件不作明确规定，因为法律责任的基础下限就是过失，无过失责任是必须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45]同前注[33]，陈璇文。